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注定是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异族人生活在一起的。好比尹小帆，当她念高中的时候，尹小跳问她将来的打算，她就毫不犹豫地说：出国。 她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语言大才和极好的记忆力，小学时代她就能满含感情、稍显戏剧性地朗读中级英语教材里那篇著名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并和母亲章妩用英文做些天气啊，饮食啊，讲卫生啊之类的交流。在公园里一看见外国人她就兴奋，就自愿用她那点儿幼稚的英语给人家义务导游。 后来她去北京读外语学院，一些外国同学闲聊时经常问她： 你是哪一年回到中国的？ 你是哪一年回到中国的？ 她的英语水准使人误以为她是在异邦的英语环境中成长的，那时她就故意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哪儿也没去过哪儿也没去过，我的英语就是在中国学的。后来她认识了美国人戴维，就跟戴维去了美国。 尹小跳对她说你还打算回来吗？她说我不会回来的，我的生活比你们要好得多。再说，还有戴维。她很自负，也许她有自负的资本：她有美国丈夫戴维；她操一口略带欧洲味儿的娴熟英语——甚至她还时不时地给戴维纠正英语语法；她在上高中时英文打字就考了B级；至于考“托福”，她简直就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她不是那些出了国门就畏缩惶惑张不开嘴的中国人，她张得开嘴，她不怵和异邦人说话。 如果你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旅行都能开口说话，你马上就会像个生活的胜利者。尹小帆无时无刻不想胜利，年纪轻轻的尹小帆，就是为了对得起她这满口漂亮的英语她也得出国。美国似乎有很多很多好东西在等着她呢，比中国多，比中国多得多。中国有什么？自然是有她的亲人，但在她当时的年龄，她对儿女情长是不那么看重的。小时候她看重她的姐姐尹小跳，她崇拜她热爱她，受了委屈第一个要告诉的就是她。她们同甘共苦，她们还有……还有那世人所不知的永远罪恶的小秘密。尹小帆从不怀疑她的记忆力，她记住的都是曾经发生过的。设计院小马路上那口敞着盖子的污水井，那扬起双臂扑进井中的尹小荃，她和尹小跳手拉手地站在她的后边，她们那不同寻常的拉手：冰凉潮湿的、抽筋一般的……不是她拉尹小跳的手，是尹小跳拉住了她。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强调：不是她拉尹小跳而是尹小跳拉住了她，她是被动的，被“拉”就是被阻止。二十多年过去尹小跳那个时刻用在她手上的力量一直凝固在她手上。她怕不是因为这个才要离开中国的吧，这一切一切她从来也不愿意细想。 那年她才七岁，在她那颗小小的心里，就已经有了要做一个特别好的好孩子的愿望。污水井、尹小荃、她们姐妹的拉手……她们那报仇雪恨、清除异己般的姿势，一切的一切都使她想要做一个优秀的好孩子，最好的孩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那个生来就让她不快的令她嫉妒的孩子的死。 她一边要做好孩子，一边也对尹小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她不再一味地热爱她的姐姐崇拜她的姐姐，心底里布上了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她这位姐姐就不再可能赢得她无条件的服从。反过来她加倍地渴望尹小跳爱她宠她，她要从所有的方面证明，她尹小帆是这个家庭里最值得重视的生命。她们之间公开的第一次不快是从一件短风衣开始的。那时她在北京外语学院念书，尹小跳去北京出差约稿，打电话约了她从学校出来见面。她们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去冷饮店喝酸奶，她们对酸奶有一种共同的疯狂的热爱。那时候美国的“卡夫”“和路雪”什么的乳制品冷饮系列还没有打进中国，北京酸奶都是盛在一种又厚又笨的白陶瓷瓶子里，瓶口用涂了蜡膜的薄纸蒙住，薄纸周边勒着纸绳粗细的橡皮筋儿。吃时拿吸管捅破薄纸，然后“哆哆哆”地猛嘬，香着呢。尹小跳请尹小帆喝酸奶，并把在上海开会时买给尹小帆的薄呢短裙拿给尹小帆。她愿意给尹小帆买衣服，走到哪里她都忘不了。但是那天尹小帆注意的却不是薄呢短裙而是尹小跳身上的短风衣。她说姐，你这件风衣可不错，我喜欢。尹小跳说是啊是不错，我也喜欢。尹小帆说你给我也买一件吧。尹小跳说这是国外带回来的。尹小帆说谁带回来的？尹小跳说方兢。尹小帆说你的意思是说国内没卖的？尹小跳说可能没卖的。尹小帆说那我喜欢怎么办呢？尹小跳说你等着，等我看到类似的我会给你买的。尹小帆说其实你可以先把这件给我，以后看见类似的你再买。 尹小跳没有想到尹小帆会这么说话，她这么直白地要求尹小跳把身上的短风衣立刻脱下来给她，弄得尹小跳很尴尬。她可以给她的妹妹很多很多东西，但她不想把这件短风衣给她，不单单因为这是国外带回来的，也不单单因为是方兢的赠送，她只是觉得尹小帆这种讨要的方式让她陌生，有种心凉肉跳的感觉。她一时无法作答，她们僵在那里。尹小帆又说姐，你喜欢我吗？尹小跳说我喜欢你，你知道我喜欢你。尹小帆说你喜欢我就应该把我喜欢的东西给我。尹小跳说你是这么看待喜欢的吗？尹小帆说我是。尹小跳说我不这么看。尹小帆说那你是不打算把风衣给我了？尹小跳说我想我不能给你。 这差不多是尹小跳第一次对尹小帆说“不”，她说得很快，却并不含混。心里别扭着，却弄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 也许是她错了吧，为什么她就是不能把尹小帆喜欢的东西给尹小帆呢。她不能。 尹小帆的情绪当然就明显地黯淡下来，她从来也不掩饰她的坏情绪。她们坐在这里守着几个空酸奶瓶子，还能说些什么呢。转移话题是调整情绪的一个办法，可她们甚至无法转移话题，因为她们是姐妹，她们深明彼此。转移话题那是外人之间的方式，她们用起来就太假了。她们互相不看地愣了一会儿，尹小帆看看表说我该走了。尹小跳说拿着你的裙子。尹小帆勉强地拿起了塑料袋里的新呢裙，用很随便的手势胡乱将它塞进书包，就像以此告诉尹小跳，一条裙子是打发不了我的，裙子和风衣怎么也不能相互抵消。 有些往事是不能提及的，在亲人之间，不能提及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比如风衣的往事。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事情那样随时可说，让人开怀。当家里人说起尹小帆超常的摹仿能力时，总会记起她学一个有点儿缩脖的亲戚说话，她缩起小脖子，还没开口就把脖子扭了，俗话说的“落枕”，她的脖子“落了枕”，两天没上学，让尹小跳给她用烤热的擀面棍擀脖子。她学着福安口音说，“给我一把擀面柜（棍）。”福安人把“棍子”说成“柜子”就是她的发现。这就是那种随时可提的往事，它是一个中国孩子平凡热闹，根底结实的出处。即使当尹小帆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当她屡屡和尹小跳发生不快之后，类似这样的少年往事一旦被提及，她那颗既硬冷又软弱的心也会陡然一热。 也仅仅是陡然一热。热起来没个完就不像是美国公民的风格。尹小帆学习做美国公民已经逐渐地到位了：喝凉水，上班时大量吞咽咖啡，饭后使用蘸了薄荷的牙线，可口可乐加大量的冰，每大清晨洗热水澡，衬衫只穿一次就洗，很少吃猪肉，为避免油烟坚持不在厨房炒菜，开车（倒车尤其熟练），定期看牙医，服用维生素，床上绝没有“被窝儿”，睡觉时盖得越少越好……等等等等。她是一个能迅速适应美国环境的人，或者说，因为她想迅速适应戴维。 戴维从来也没说过不爱尹小帆，他把她叫做“我的小豌豆”。可是他们结婚不久，他就开始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德国女人约会了，他们是老朋友，老早就认识的。结婚也没能使他断掉和这个德国女人的联系。如果他爱尹小帆，那他和这个德国女人又算怎么回事呢？这是尹小帆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因为发生在美国，就更让她难以承受。若是在中国，她除了可以和丈夫吵闹，还可以跑回娘家哭诉，或找要好的朋友、同学讨讨主意，但她却是在美国，美国没有她的娘家，也没有她货真价实的亲密朋友。她的流利的英文使她能够和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毫无障碍地谈话，但心灵的障碍却是语言无力解决的，障碍在她的心里。当戴维和德国女人约会时尹小帆初次体味了这令人脊梁骨发寒的障碍，她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她的无所归属感，在美国她是一个外国人，她永远也不可能了解戴维和他的旧日德国女友发生在美利坚国士上的一切秘密。她和戴维有过很激烈的争吵，“王八蛋”这类的言辞她也能张口就来，但她的吵闹只落得戴维更频繁地去会女友。他却不想和尹小帆离婚，因为那女友是有丈夫的。 尹小帆从来不把这一切告诉国内的家人，这无处诉说的伤痛是她自找的啊。就像有些因为生过某种病而落下“病根儿”的人，尹小帆也落下了病根儿吧，戴维的不忠反而使她一直在给尹小跳的信中特别强调：“我们爱得很深。”而这时，正是她对戴维茫然不解的时候。谁也不如尹小帆明白，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真正的互相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做了一辈子和睦夫妻，能相知百分之六十也就让人庆幸了。尹小帆始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她的生活却一步近似一步地逼她偷偷地把这感受肯定了又肯定。这是一种不能示人的肯定，因为她要做个生活的胜利者，她每时每刻都想让家人认可她的生活的确比他们好。 可是她的病根儿呢？她的病根儿又操纵着她无缘无故地担惊受怕。她本能地觉得戴维也许是那种喜欢比自己大的女人的，因此她提防所有的大女人，包括比她和戴维大七岁的尹小跳。在家里她决不摆尹小跳成年之后的照片，她只摆一张她们姐妹俩小时候的合影：尹小跳觑眼皱眉一脸的不高兴，尹小帆笑着，有点儿傻。戴维对她说为什么没有姐姐现在的照片？我喜欢她现在的照片，她不是给我们寄来过吗？尹小帆有些虚假地解释说，她更喜欢回忆往事，只有少年时的照片能够让她回忆往事，中国往事。 啊，中国往事。 当尹小帆的自信心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她甚至拒绝戴维和她一道回国探亲。她宁愿自己不在家时戴维和德国女人约会，也不愿意和戴维一起回中国。她是如此地害怕，甚至不能听见电话里尹小跳用英文热情地邀请戴维：“欢迎回家！”她拿着另一只话筒打断戴维和尹小跳的对话，她对尹小跳说姐呀，你的英语口语可得好好练啊太难听了你从哪儿学来的呀！她用指责尹小跳英语发音的不地道制止了尹小跳继续和戴维讲话，她就差喊出“闭嘴”了。她的神经已经十分脆弱了已经不堪一击了。结果戴维非常恼火尹小帆这不礼貌的中间插话。他们放下电话就吵了起来，戴维说我有和任何人通话的权利你不应该随便打断我们讲话。尹小帆说我没打断你们我是在鼓励我姐姐继续讲英语呢她有进步。戴维冷笑一声说你不是鼓励你是在讽刺。尹小帆说你又不懂中文你怎么能胡说。戴维说我懂你的语气——那不是一种好语气——而且声音那么大。你们中国人就是声音大。尹小帆说声音大怎么了，既然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声音大，你就不能下结论说所有大声音都不是好语气。戴维说我坚持认为刚才你就不是一种好语气，我知道你。尹小帆说你知道我？你一辈子也知道不了我。戴维说请不要总是讲“一辈子”这个词好不好。尹小帆就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戴维突然笑了，他说我们和好吧。也许他是爱尹小帆的，只是他对他这位中国妻子也有着很多不明白。比方说，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尹小帆不让他和她一道回中国探亲。他离开中国已经五年了，那时候他在他父亲的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实习，学了几句简单的汉语，到现在只记住一句：“来点儿可乐！”他挺想旧地重游，看一看他的岳父岳母和他的姐姐尹小跳。 尹小跳在首都机场等候尹小帆的到来。这年她还没有升任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她是第一编辑室主任。她和方兢的故事已经成了地道的过去，这“地道”意味着真正的解脱，从那场水深火热的恋爱中解脱。她需要休养生息，需要“缓”，只有解脱得地道才能休养生息才能缓过来。也许有能力恋爱的女人都具备“缓”的能力，好比生命力旺盛的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尹小跳缓了过来。 她把精力和聪明智慧用到职业上去，逐年为出版社创下可观的利润。在这几年里，她的精神是集中的，她的内心是清静的，她不再把眼泪往抽屉里掉了，她的气色渐渐好起来，生活的前方还有什么机会吧？也许她在观望，有那么点儿过来人的平和，也有那么点儿不甘心者的企盼。只是她不再有抢夺什么的心了，她似乎慢慢明白真正的幸福是抢夺不来的。有时候她会想起在邮局见过的一个女学生。那是个国庆节放假的日子，她去邮局取钱。取钱的人很多，她在后边排着队，无意间听到一个女学生打电话的内容。她不愿承认她这是偷听，开始她的确只是没目的地看着那个女学生的背影。她想，从背影看这打电话的人来自乡村，她编结辫子的方法和她站立的姿势，那腿部用力的程度和她攥住话筒的手都能印证她的乡村气质，健康而又有点儿拙笨，并且不够舒展。但她的电话内容又证明着她是学生，大学生或者中专生吧，那么一定是从农村考人福安的大学生或者中专生。很显然通话的对方是个男生，因为尹小跳听见女学生用带着郊县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们学校放几天假呀？对方作了回答，女学生说我们学校也是三天呀。我不打算回家了你回家吗？对方可能说不回，女学生显得高兴地说那多好啊你到我们学校来玩儿吧。对方大概说了不行，这边女学生便开始了她对对方的动员。尹小跳就是在这时集中精神开始“偷”听这电话的。 她发现女学生的背影比刚才又显得紧张了一些，持话筒的右胳膊紧紧夹住胳肢窝，好似胳肢窝里有—件急需夹住的物品。通话时间的不断延长还使她不断往投币孔塞着硬币，她的背影看上去有几分狼狈。她对对方说你来嘛，我们宿舍的人都回家了多好玩儿啊。什么？你要准备考试？不嘛不嘛我想让你来……说这番话时女学生扭动起身子，这微微扭动的背影使尹小跳感到那么点儿不舒服，也印证了她那对方是个男生的猜测。女学生显然在用着她并不熟练的方式撒娇了，她一造声地说着不嘛不嘛不嘛你来嘛我们宿舍的人都不在嘛不嘛不嘛……直到这动员变成了恳请变成了哀求变成了小声的嘟吸又变成了……什么呢？最终它变成了一种强打起精神的无所谓的洒脱口气，她说没关系不用对不起，我知道考试更重要，那咱们就以后再见面吧，哎，再见……尹小跳却看见，女学生那攥住话筒的手猛烈地哆嗦着，指关节给攥得惨白。当她挂上电话转过身来奔向门口时已是泪流满面。 尹小跳对这个陌生的女学生充满深深的同情，她那强“努”出来的洒脱口气和她攥话筒攥得骨节惨白的手让她永远难忘。那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瞬间，正因为邮局的嘈杂混乱，正因为邮局人多，才没有人会发现一个女学生这狼狈的瞬间。 尹小跳发现了，她却没有可能把她的同情告之这陌生的女性，没有可能告诉她，在这个世界上失意的不仅仅她一个人。她那电话无疑是抢夺式的，抢夺一个男生在假期里的到来。只要她摆出了抢夺的姿态她就必定失败。尹小跳就抢夺过，任何一个年轻气盛的人都曾有过不同式样的对生活的抢夺，幼稚而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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